2010年12月03日 13:54  财经国家周刊
　　前不久我和芬兰文化部长会谈。他说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，可以保护创作者的收益权利。我说你讲得不够，不光是保护创造者的收益，更重要的是，不保护知识产权会极大挫伤人们创造的积极性，窒息创作力。所以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，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认识。
　　创新是核心。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，使创意层出不穷。怎样才能出创意？就是要给创意人员创造有利于创作源泉充分涌流的环境。把创意人绑得死死的，限制得死死的，这也不能干，那也不能干，他怎么能够出创意？必须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鼓励人才冒尖，鼓励创意层出，鼓励实验，宽容失败。美国在这一点上是很有特点的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政府应如何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？
　　蔡武：振兴文化产业，不是说政府自己去办文化产业，政府不能办企业。政府的任务是政策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。社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，必须激活社会各方面的创造力和活力，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搭建政策支撑、公共服务、投融资、贸易合作、人才培养五大平台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金融危机中，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逆势上扬，您分析这是什么原因？
　　蔡武：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。第一，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，特别是近现代，越是在经济发生困难，或是社会发生强烈动荡的时候，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反而趋于旺盛。因为人们需要抚慰心灵、调整情绪。美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，即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，时代华纳、迪斯尼、好莱坞都是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。最新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，韩国、日本都是在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间，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会。
　　第二，文化产业和别的产业相比，它以创意为核心，以人才为基础，消耗的物质资源很少，碳排放很少，但附加值很高。当前世界经济遇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，调整结构、转变发展方式，发展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、最有空间的。
　　第三，就是金融危机中资金流动性过剩，这么大的资金，往什么地方投？投到传统产业中肯定是赔钱的，于是就要找新的投资点。为什么这段时间国际艺术品市场、文物市场这么火爆？因为跟文化相关的产业成为很多投资家关注的焦点，一下被放大，一下被推到前台来了。
　　“演员没有戏演是最大的浪费”
　　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起步试点，2005年以后逐步推开，到2007年以后大面积推开，在“十一五”期间取得长足的发展。
　　2009年，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8400亿元，占同期GDP比重由2004年的2.1%上升为2.5%左右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作为普通文化消费者，能从国有文化院团转企改制中感受到怎样的变化？
　　蔡武：变化很大。我们过去的文化体制，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，严重制约了我们文化的发展。
　　比如说，在过去的体制下面，院团很像行政机关，文工团主要是由上级分配任务，但是它接受的任务很多可能是庆典的需要，可能是某些重大政治活动的需要，这是一个方面；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奖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某些政府的政绩工程，为了拿奖牌，投入很大的力量搞一台节目，然后参加评奖，评完奖之后就马放南山了。那个时候，创作的源泉不是来源于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，而是为了完成任务。
　　再有就是内部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，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大锅饭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差不多，所以缺乏真正的创新动力、激励机制，创造力发挥不出来。等到我们实行全面对外开放，走到国际市场以后发现，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，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少得可怜，尤其是能够成为品牌的文化产品更少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这是体制所限的结果？
　　蔡武：因为体制的原因，创造性、活力发挥不出来。大家都知道，上世纪50年代，我国才把过去旧的体制改成我们后来的国有体制，当然，这个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发挥一定的作用。但是回过头来看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常香玉成名的时候，并不是国有院团，而是戏班子，戏班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民营院团。他们正是在闯市场的过程中，在唱对台戏的过程中，不断地进行艺术创新，不断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，成为名角、名团，发展起来。
　　现在9大中央直属院团中，东方歌舞团进行了转企改制的试点。东方歌舞团过去做出过很大的贡献，但在国有体制下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。比如团里有10个排演厅，过去只有2个在使用，其余的8个都成了仓库。但去年实行转企改制以后，根据力量的组合、市场的需求，组建了东方歌舞团、民族歌舞团、民族乐团、流行乐团4个团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，为了参加直属院团展演，他们排出了4台非常精彩的节目。我去调研的时候，有演员说现在10个排演厅都不够使了，需要排队。
　　这就是说，体制机制的变化极大地激发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。一个演员，没有戏演，没有上舞台的机会，其实是对他最大的浪费。他只有在舞台实践中才能被观众所认识，才有可能成为明星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，各地把地方剧种、歌舞表演都推向了市场。安徽芜湖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。据我们所知，法国的芭蕾舞团、交响乐团的收入有三个来源：政府拨款、企业赞助和门票收入。也就是说，发达国家的艺术院团靠门票是养活不了自己的，那么我们的试点能成功吗？
　　蔡武：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专项基金，这些基金有政府的投入，也吸引社会资金。目前，文化部和财政部正在建一个基金，各地也陆续建立自己的文化基金。有的规模小一点，有的规模大一点，目标是把大量流动性的社会资本吸引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中来。
　　政府以后对文化事业的拨款不会减少，而且资助的力度还要加大，但要改变过去事业体制下养人的投入方式。以后政府投入的方式有多种，比如建立基金、鼓励创作、政府购买服务、给演出场次补贴等等。
　　另外一部分就靠社会资金，要靠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。他们要能够把一部分的利润反馈给社会，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。比如有一个民营企业，泛海集团，捐了1亿元给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华艺文奖，做了一个基金，这个基金已正式建立。
　　第三部分，就是靠院团自己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创造票房价值。
　　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，应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”
　　十一五期间，我国文化建设全面快速发展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加强，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进一步迸发。特别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有所提高，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共识。面向“十二五”如何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，蔡部长充满信心，但也坦言存在困难。11月24日，面对记者，他提出希望，“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，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。”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 您曾经说过文化是软实力，但决不是软任务。未来文化部怎么把这个“软实力”变成“硬任务”去做？
　　蔡武：前几天我和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开玩笑，我说，这几年文化建设的重要性、意义、作用，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之后，上上下下认识都比较一致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，现在是该见真金白银了。
　　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。我算了一下，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0.4%。这个比例太低。
　　我本人有一个的想法，也多次在会上讲过，希望我们在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，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，这是第一个指标；第二个指标就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，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是不是能够提高到1%，现在是0.4%，要求不高，这是一个资金的投入。
　　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，这项工作长期以来没有纳入到国家基本建设的规划中去，对它定性不明确。比如说铁路建设、港口建设、机场建设、学校建设，我们都有指标，但是文化设施建设过去没有指标，除了图书馆、博物馆还有一点计划之外，剧场就没有，我国剧场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。剧场究竟应该由谁来建、怎么建，定义不清。我主张，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基本建设规划中来考虑。比如说多少万人口应该有一个适当规模的演出场所，应该有一个指标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：这个钱应该由谁来负担？
　　蔡武：这应该是政府投入，把它作为公共设施建成，然后采取国有民营等多种方式，投入市场运营。其他项目——铁路、高铁、港口、机场，不都是这样吗，应该把它作为基础设施来做，这个认识大家现在还不太一致，我想争取“十二五”在这方面我们能有一点进展。
　　蔡武简历 
　　文化部长、党组书记，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。
　　蔡武生于1949年10月，甘肃省武都县人，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煤矿工人。喜欢舞文弄墨的他，随后成为《甘肃日报》的工农兵通讯员，并被借调进报社担任1年的编辑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，后任教于北大。
　　从1983年7月起，在共青团中央任职达12年之久，直至1995年调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，1997年7月任中联部副部长。
　　蔡武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，是在2004年8月19日，他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亮相国务院新闻办，向中外媒体介绍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。
　　1年后，2005年8月就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。在他的推动下，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，发布会的信息“含金量”进一步提高。
　　2008年3月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。